从货币政策来说，首先，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市场经济要求均衡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时市场功能受到阻碍或在某些领域失灵，政府的合理调节可以弥补市场不足，改善资源配置。

但做好了，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使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市场需求尽快恢复，减少企业倒闭，减少失业，促使经济止跌回升，财政来源也就有了保障。其一，大型投资项目普遍资本密集度高，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收效慢，回报率不高，对大多数行业和现有的企业摆脱困境远水不解近渴，就业带动作用较弱，还会挤占本可用于民生和企业解困的财政和银行资源，短期内对利税增长也不会有什么贡献。实证研究证明，本世纪10年代的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期间和之后确实出现了市场化程度下降、收入分配恶化、腐败趋于严重的情况。但自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大幅上升，2010年一度达到48%，消费率大幅降到49%以下（其余3%为净出口）。这一教训值得各级政府认真吸取，需要从碰到问题就搞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习惯思路中走出来。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国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基本保持在82:18左右，高收入和不包括中国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基本在这个比例附近。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比例为62:37。这么做的话，至少可以更加正规化，透明化。

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当然，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发现了问题。到了邓小平时代，我们又做了一些打破前30年秩序的工作，譬如打破计划经济。同时，在这种压力下，防疫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有人跑到人家里去砸麻将机，那一家人一起吃饭是不是也不可以？还有把人拽出来扇耳光的过激行为也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发挥上下齐动优势的同时，还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有人担心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力都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只要给了这样的权力，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上面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治理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一票否决和巡视之下，仍有各种形式主义。这样，各级政府都能运行在法律框架内，干部们做事心中有底，激励和考核都有方向，做事也会积极主动。

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意识到需要立一些东西。现在其他国家应对得也犹犹豫豫，出现很多问题，这说明决策不是那么好做。另一方面，地方干部被巡视着干工作，心里肯定不好受，这是人之常情。为了对付巡视，为了不犯错误，官员们畏手畏脚，什么也不敢干。

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对地方权力的监督，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我们根本性的问题，要理清楚。

这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路不一样。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如果把自主权拿走，以复工为例来看，官员干工作就是畏畏缩缩的。

我们要发挥组织部的功能，以真正的综合性考察来考核官员成绩。第二，重新评估巡视、督办制度的作用似乎又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又在眼前，而且规模可能比以往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其中9个省份公布的新投资计划，合计总投资规模23.12万亿元。如果投资优先，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虽然能对拉动经济回升起一些作用，但诸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近年来虽然资本形成减缓，但上述比例仍然在54:45左右，消费率仍然过低，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

这一变化是持续的货币宽松和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带来的。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转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轨道。

对面临困难仍能救活的企业采取提供短期贷款担保、降低利息负担，帮助企业招工复产，促进供求衔接，疏通交通运输物流渠道等措施。其二，以往的经验证明，政府大规模投资虽然短期能拉动冶金、建材、能源等少数行业快速增长，但一旦大规模投资浪潮结束，这些行业往往会陷入产能过剩境地，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大力减税降费并尽快落实。其三，一个时期以来，民营经济增长乏力，民间投资活跃度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在完成解困后，仍然要继续改善民生，补充短板，包括实现两亿多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全覆盖，改善税费结构以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公共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服务体系。第四，对未纳入失业保险和未领到保险金的失业者发放生活救济和提供临时工作，包括建立劳动密集、公益性好的以工代赈项目，提供短期就业机会。其四，我国长期存在需求结构失衡。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疲软的重要原因。

第三，帮助企业解脱困境，促进恢复生产经营。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国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基本保持在82:18左右，高收入和不包括中国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基本在这个比例附近。

过去的经验教训还证明，在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规模政府投资还往往给寻租、腐败创造机会，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合理的结构调整方向，应当是顺应投资率继续适度回落的市场趋势，保持合理有效的适度政府投资，着力改善居民收入，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回升。

但自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大幅上升，2010年一度达到48%，消费率大幅降到49%以下（其余3%为净出口）。民生优先还是投资优先，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得失利弊，必须权衡。

但做好了，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使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市场需求尽快恢复，减少企业倒闭，减少失业，促使经济止跌回升，财政来源也就有了保障。以上这些措施都需要政府财政额外付出。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比例为62:37。面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是用有限的资源首先解决民生问题和为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困，还是再搞一轮大规模投资扩张？近日媒体报道，全国14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大投资项目计划。

这个相当高的资本形成率对我国的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大规模投资项目完成后，能够推动某些相关领域快速增长，但由于投资方向过于集中，也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

实证研究证明，本世纪10年代的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期间和之后确实出现了市场化程度下降、收入分配恶化、腐败趋于严重的情况。这一教训值得各级政府认真吸取，需要从碰到问题就搞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习惯思路中走出来。

有时市场功能受到阻碍或在某些领域失灵，政府的合理调节可以弥补市场不足，改善资源配置。资本形成率显著高于世界各国。